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

　　 摘 要：学术界从政治层面,偏重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具体方法的研究,未能科学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偏重于农业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以集体组织下改革农业技术的实践,因忽视农民积极性和生产力系统的协调性,其实践效果差。第二三代领导集体改变了党对农业的领导方式,高度重视农民积极性和生产力系统的协同性,形成了包括发挥农民积极性、现代工程和生物技术与传统农业技术相结合、市场农业和尊重自然规律为内容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这是中国当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党对传统农业重视天地人协调经验的继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农业生产力 发展理论

　　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取得的巨大进步。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研究仍停留在政治解释层面,偏重于农业生产关系变革和具体方法的研究,没有全面论及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本文根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生产力发展历程,进行论述。

一

　　建国初期,中国农业处于不发达阶段,面临着生产工具简陋,市场化程度低,农业科技和教育水平低下,农民人口多文化落后等局面。中国共产党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制定、完善和落实了各项政策措施,为农业生产力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成功地恢复国民经济。

　　1949-1952年间,党从三方面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恢复和提高。首先,领导完成了大陆范围内的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农民生产力,并强调土改中要“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在农村发展劳动互助和合作供销事业；其次,提出并实施了保护农民土地、财产、劳动所得及合法利益,奖励劳模,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提倡农业科研,奖励生产和发明创造等各项政策。再次,提出政府在资金、物资、价格、税收等方面对农业生产的扶持政策。如：向农民发放用于购买农具、耕畜、肥料、农药、良种等生产资料的贷款,开展群众性的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耕作技术和垦荒等运动。党承担了领导农业发展的任务,要求干部学习农业技术,总结区域性的农业生产经验,即使先进技术和耕作方法也要试验后再逐步推广；党的基层组织要充分认识农业的地域性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多强调自下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照顾到小农经济的条件、群众文化水平、地区差别、气候差别等等条件的限制”[1]（6,106,128页）,防止领导中出现盲目性、自发性和“一刀切”的偏差。这些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政策要求的实践,为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年间中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48.5%[2]（77页）,主要农产品生产获得大幅度增长 ,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恢复性的提高。

二

　　党在确保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下,为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的矛盾,采取了既定的农业社会化方针,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党强调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为“保证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技术作物在每年都有必要的增加”[3]（3页）,在开荒、修水利和合作化三种选择办法中,党认为“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4]（238页）,其他增产措施在合作化后更为见效。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思路,导致了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新变化,党把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希望寄托在农业集体生产之上。

　　党虽然认为合作化与机械化和其他技术改造“是引导我国农业生产不断进步的道路”,但由于工业对农业提供技术和设备的能力有限,机械化“只能在个别的局部的范围内试办”,农业只能进行初步的技术改良,要用合作社的规模经营来“发掘农业的潜在力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3]（7页）。党提出了合作社发展生产的许多措施,如：勤劳生产,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实行“以增产粮棉为中心的方针”,兼顾其它经济作物；合理利用土地,集体劳动要适合农业生产特点,合理地调整劳动组织,生产队“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适宜”；农业技术改革必须根据群众自愿的原则,推广先进的增产经验；合作社的生产计划,“必须服从国家经济计划和政策的指导”[1]（608,724 ,725 页）等。这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主张在农业集体组织中通过改良生产技术、改革经营管理制度以发展农业生产力观点的体现。

　　党在偏重农业生产组织改造的同时,做出了以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和化学化为内容的农业技术改造的政策选择。党在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与物质能量循环投入增长两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政策,确立了以农田水利建设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建设、物质能量投入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与农业机械动力的增长的农业技术发展战略。

　　党根据上述思路,领导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植树造林、积造农家肥和化肥、推广先进农具等群众运动,至1956年全国共新建及维修渠、塘1400多万处,造水井500多万眼,抽水机27万匹马力；农业生产技术初步改进,至1956年全国建成拖拉机站32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14230个,畜牧兽医站 2257个,牲畜配种站545个,新式农具站207个。大量的劳动积累,使农业自然生产力要素的质量和生产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

　　同期,党开始对农业科研和推广的领导工作。首先,将农科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科研单位,增加了农业科研力量。到1957年底,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发展到414个,科研人员已达8900多人；国家于1950、1956年编制了全国农业科技发展规划,标志着我国农业科研走上了统一部署、全面发展的时期；还以互派考察团、专家、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互换种质资源和科技资料,学术会议等方式与前苏联和东欧、亚洲一些国家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部分国外优良品种在国内得到推广。其次,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以在东北建立以马拉农具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为开端,逐步建立国家兴办、政府领导、农业行政部门主管、区、乡级推广站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再次,推行了在北方黄淮地区改一年一熟为二年三熟,南方单季稻改双季稻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耕地的复种指数,改变了农民的种植习惯；在华北、西北、东北等地推广盐碱土改良、蝗虫防治和测报技术,改造了大面积的盐碱地、红黄壤,千年蝗害得到有效控制。
党的发展农业生产力政策实践,促进了1950年代前中期我国农业的高速发展。到1957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24.8%,年均递增4.5%,粮食总产量增加年均递增3.5%,人均占有粮食达306公斤[2]（125-126,127页）,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三

　　农业合作化完成后的1957年,党认为依靠集体组织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就能有大的跃进,提出了粮棉产量以年均8%、10%以上速度递增的高指标,规定了包括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开辟肥料来源,改进使用肥料的方法、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土壤、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法、消灭病虫害、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等10多项增产措施,实行了党对农业生产的绝对领导,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发生了重大转折。

　　是年冬天,党开始以群众运动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实践,用大兵团组织农民投入大量劳动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深翻改土、积肥及“车子化”、“轴承化”等运动。次年,毛泽东把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农业增产措施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推向了全国。在这场改革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的 “热潮”中,党再次拔高了原定的高指标,把人的主观意志被夸大到了极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昌盛,高产卫星层出不穷。并乐观地预言了农业将在几年内实现农业水利化和机械化,应该“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以期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实行“农业以粮为纲”的生产方针来获得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

　　大跃进时期,党领导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方法,可概括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其主要表现是：一、“一大二公三平四调”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产生活工具集中,否定了按劳分配和评工记分,挫伤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降低了农业集体劳动的效率；二、以浮夸风、高产卫星、相互竞赛来拔高农业生产指标；三、以“拔白旗”的方式,解决遵循农业生产规律的“落后”现象；四、以干部试验田的个别经验为标准,无条件地普遍推广。由于这些不正确的农业领导方法,最终使人民公社丧失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动力,导致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大倒退。1962年与1957年相比, 粮食产量由19505万吨减少到16000万吨,棉花由164万吨减少到75万吨,油料由420万吨减少到200万吨。三年“大跃进”的失败,改变了毛泽东等人的公有制程度越高、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念。1959年党开始纠正大跃进领导农业生产的错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安排的社员喂养家禽家畜、恢复自留地制度、鼓励社员把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零星树木仍归社员私有等措施,“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5]（15,224页）。党认为增加产量的“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6]（235,236页）等。党还在1962年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集体经济管理体制,要求全党全国“尽可能地支持农业”,把支持农业、支持集体经济放在首位,以便“发展农业生产,并且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更好的条件”,要提高机械化和增加化学肥料,国家制定支援农业计划和采取农业技术措施时,“都必须经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有计划地提高农业的投资比重,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事业和企业,“在财政上可以给予必要的补贴”,国家“应该主要地通过经济的办法来取得农产品”；强调农村集体经济“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合理安排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生产质量好的农药,整顿、充实和提高种子站、技术推广站和畜牧兽医站的技术推广工作,办好拖拉机站和机电排灌站,使现代的农业技术设备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依靠中央的集中领导和群众的集体智慧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

　　党在调整时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主张,仍然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根本路线指导下提出的,党强调“必须有中央的统一政策,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5]（619,620,621,622,624,625页）,这些看似正确的适应农业生产特点,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业产量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政策是党视为解决困难的临时措施,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到单干,致使人民公社无法统一组织生产,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也会发展,应加以纠正。这说明党把农民坚持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改变集体生产经营方式看作是农民落后性的表现,堵塞了在集体内部依靠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党继续着原定的农业技术改造路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农业技术改造,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如,整治大江大河,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发展交通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降低农资、农药零售价格,提高农副、土特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受灾社队农业税,实行增产不增税,把增产的部分收入用于扩大再生产等支援、稳定和保护了农业发展；发展农业科学教育和农村教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业科研教育网络和技术推广体系；发展农用工业,生产了大批农业机械,拉开了全面进行农业技术改造的序幕。1978年与195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651倍,机耕面积增加了298倍,机灌面积提高了53.8个百分点,农村用电量由0.5亿度,增加到253.1亿度,化肥施用量增加112倍,机种、机收等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科技化程度有重大提高。1970年代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27.66%。

　　但由于农民缺乏生产劳动和运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积极性,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导致了国家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比较缓慢,农业经济效益呈下降趋势,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实践没有取得全面成功。

四

　　20世纪80年代迄今,是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发展成熟阶段。党针对过去领导农业生产和技术改造中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和严重的主观主义倾向”问题,总结了违反自然和经济规律的教训,改变了树立先进典型、以“农业学大寨”运动方式、扣政治帽子、行政压制、形式主义等手段推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领导方法。党认为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多方面受着自然条件的制约”,领导农业要采取“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并且由群众当家作主”的原则。1985年党明确提出对农业的计划管理“将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领导转变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1993年《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的颁布,标志着党实现了领导农业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党确定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是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党赞同了农民包产到户的理性选择,领导和推进了家庭承包制的实践。党首先强调合理承包土地,“能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并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又针对农业丰收后“卖粮难”问题,主张“实行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购销体制和价格政策,以调动商品粮生产区和粮农种粮的积极性”,在1984、1998年分别以政策和法律形式将承包期分别延长15年和30年,认为家庭经营“在统分结合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容纳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以后也没有必要改变,赋予了农业家庭承包制在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中的长期历史地位。党认为在人多地少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下,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判断农业生产力是否发展的标准。家庭承包制解决了农民的经济民主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再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二）党根据领导农业技术改造的经验和现状,提出了“发扬传统农业所具有的精耕细作、节能低耗、维持生态平衡等等优点”,“吸收现代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农业技术改造方法,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是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工具并举,人力、畜力、机电动力并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技术措施相结合”,既依靠科技,又“取决于广大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党认为农业可以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成为知识密集的产业部门,农业生产力发展要“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因此,党强调农业科研要结合农业生产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科技攻关,领导和推进了农业科技体制的改革,“积极培育优良品种,扩大良种播种面积,推广各种优良的耕作制度、耕作方法和栽培技术”；利用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架构农业教育、科研与农民、政府与农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1980年代党强调要形成以县级为中枢、乡级为纽带、村级小组为基层的推广网络,在农村实施了“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和“燎原计划”。1990年代以来,党实施了对农口“五站”的“三定”工作,以立法形式保障了农技推广工作的开展；实施了科教兴农战略,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农业科研在高产多抗、杂种优势利用、细胞工程、基因工程育种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农业科技进步已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在产业发展中提高农业生产力

　　1、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党始终坚持把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力视为解决粮食问题、社会问题的钥匙。1979年党认识到粮食同经济作物的生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提出“要正确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改变过去重视粮食种植业、忽视经济作物种植业和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的状况,主张农业生产“保持合理的生产结构,建立良好的大农业生态体系,就能取得综合发展的效果”。到1984年实现了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把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总播种面积的76.5％左右,经济作物14.5%左右的比例水平。1990年代以来,党认为中国农业已经发展到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农业“要适应市场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优化品种结构”[7]（147,98,109,368,177,644,721-722,228,184,180,643,56,148,971页）,要依靠科技进步来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实现农业生产结构的内涵调整。为此,党提出通过优化农作物品种、发展畜牧水产业和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三个环节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保护和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结构积极性；强调要正确处理和发挥“比较优势与发展粮食生产、政府引导与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与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把农业产业化经营视为“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以入世为契机,调整农业结构,“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8]（733,747-748,766页）。党关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政策的实践,实现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农产品供求关系由全面短缺转为相对充裕。

　　2、提高农业市场化水平

　　党认为“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在农村“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85年终止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1987年决定将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由农民自主选择。1990年代,党认识到在农业范围内无法全部解决分散的家庭小生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矛盾的深层次问题,要逐步理顺工农业产品之间和各种农产品之间的合理比价,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步缩小‘剪刀差’”,发展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必要的储备调节制度,1998年进行了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的改革,标志着中国农业发展走向了市场化的不归之路。党也认识到了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产业”,“市场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的客观规律,要解决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又符合国情的农业调控保护机制的两难问题。党总结了农民的实践,确定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分散生产与统一市场的矛盾,小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矛盾,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坚持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至今,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农村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这是党主张农业生产力在市场中发展的基本观点。

　　3、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支持农业生产力发展

　　党认为增加农业投资在财政支出中的份额是改善农业基础薄弱、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1979年党提出提高国家对农业投资比重,地方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农业和农用工业,要“增加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和各种除草剂的生产”等政策。1984年后,党提出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农业生产力发展战略,再度重视农用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力发展提供应有的技术装备。如：扶持和加强农机工业,优先供给化肥生产所需的原料、能源,增加农药、农膜、柴油等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实行化肥、农药、农膜专营政策,“加强监督,防止不正之风,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继续实行合同定购粮与平价化肥、柴油和预购定金‘三挂钩’的政策”,从生产和流通方面搞好农用生产资料供应。1990年代,党更强调“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支持”,市场经济下切不可放松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建设,把“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农用工业的发展”作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确立了国家对农用工业实行投资倾斜和其它扶持政策,农用工业发展既要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量,又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通过减少中间环节、缩小批零差率,降低流通费用和加强农资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等措施“解决化肥、柴油供给不足、价格过高的问题”；加快农药新品种研制开发,“增加农膜原料产量,调整农、地膜用料结构,开发新品种。改进大型农机具,加快发展中小型农机具和农产品加工机械”[7]（286,724,916,1160,920,60,541,599,720,1011,1243页）；“大力发展饲料工业,优先发展饲料添加剂,提高配合饲料入户率”,“不断开发复合高效、环境保护型的新肥料品种”[8]（396,718-719页）；粮棉主产区通过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走增加生产与增殖转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办法来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四）尊重自然规律

　　党总结了以往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教训,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力要利用自然条件和潜力,强调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因地制宜,讲究实效”,要根据生产需要和资源条件,在农村发展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水利化。农业水利化建设要区别自然地理的不同情况,“能引则引,能蓄则蓄,能提则提,逐步发展喷灌”。农业开发要按照“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渔则渔”,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与水土保持相结合。因地制宜、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经济效果被党确定为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原则。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可收兼顾并利之效”,“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有利于保持适于农业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1990年代党提出了“加强资源培育和森林保护,抓好防护林体系建设和治沙工程,改善生态环境”[7]（48, 66,560,726页）,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是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途径”。农业生产“使用生产资料、采用生产技术、选择生产方式,都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破坏生态、牺牲环境、危害健康”,“发展粮食生产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8]（450, 733, 891页）。党的以农田水利建设为核心的农业生态环境建设,采取有计划、分步骤的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政策,发展林果和畜牧水产业,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五

　　尽管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属于国家管理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力的范畴,其实践必须与农业生产的现实条件结合,农业生产力发展还包含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但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问题上探索与实践与当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党就经营制度、生产技术、发展环境和发展农用工业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实现了中国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取得了世人公认的农业发展成就。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也完善成熟起来,构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解决农业问题的成功经验。

　　（一）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经历了三代领导集体围绕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主题,进行艰辛探索的过程。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土地改革作为解放农民的措施,用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农业体制,发展农业生产力。党认定农业经营制度由个体到集体的转变,“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得到解放”,“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9]（717页）,揭开了中国当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序幕。毛泽东曾提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0] （256页）的观点体现了党发展农业生产力把制度和技术改造相结合的要求,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改造道路却把制度演变放在优先地位,这就颠倒了制度和技术变迁的顺序。党虽然把解放生产关系放在首位,把扩大生产规模作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导致了农业经营组织的不断升级。党以集体组织动员农民在增加土地数量,提高土地质量,改善灌溉系统,增施化肥,改良作物品种等方面,为发展农业生产力进行了艰苦努力。我们认为,第一代领导人在七十年代前对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可贵探索,未能真正找到一条好路子,方法不对,其突出表现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其原因在于党注重了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但忽视了生产工具为主的农业劳动资料是决定生产力性质、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素,忽视了农业生产关系变革是由物质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希求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规模农业,以取得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高速度。党在农业生产力发展思路上的这种认识,决定了党在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上倚重于农民之间关系的调整,未能高度重视与农民利益攸关的分配关系的调整,反而强调政治挂帅、精神鼓励,损失了农民的物质利益,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降低了农业技术进步的功效。

　　第二、三代领导集体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找到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基本方法。党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发展获得持久的内在动力。党提出并实施了系列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现实而科学的方法,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邓小平提出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1]（17,355页）,勾画出了我国农业长期发展的体制模式。他强调了农业机械化、管理、多种经营、商品经济、集体收入等提高是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条件,指出“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并认为“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12]（315—316页）。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途径和正确方法,提出并解决了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农业生产各种要素的协调问题,体现了尊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是对第一代领导集体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农业生产力科学发展观的表现。

　　（二）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在理论与实践中得到进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

　　我们看到,党在五十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一贯强调改善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条件,强调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帮助支持问题,也要求领导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时要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等,但这些政策在1980年代前后却导致了相反的实施效果。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力是农民通过生产活动获得农产品的能力,农民是农业生产力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具有生命力的动物和植物是农业的劳动对象,农业生产工具和自然环境是农业的劳动资料。农业生产力最根本的特点是由动植物的生物特点所派生的,具有对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依赖性、季节性,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交织性,生产工艺过程的特殊性,劳动资料的使用特性和农民知识结构和劳动时间的特殊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党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时必须把握并综合协调上述特点。从党对这些因素和特点的认识和判断来看,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经历了探索、调整和完善的过程。1980年代前,其实践效果不好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实现上述因素的协调功能及农业领导方法上的失误。而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党的领导方式和综合农业生产力发展因素功能协调的结果。因此,1980年代以来党关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正确观点就是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理论形态。调动和保护农民积极性、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在产业进步中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推进农业市场化发展,建立农业保护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组成部分,也是党对中国传统农业重视天地人协调经验的继承。

　　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的演进体现了党对农业领导方式的改进,体现了党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理论品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代表了中国农业发展观的进步。坚持和实践1980年代以来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党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观,将继续引导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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