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淮阴的盐务

　　
“盐”是人生活之必须品，也是渔、牧用盐及制碱，盐酸、芒硝、玻璃、陶器、纸张等工业产品的重要原料。“盐税”的收入，还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财政来源的主要渠道。犹为战时，为“惟一重大收入”。“明初用兵，饷不造匮，虽由屯卫合府兵法，亦有赖于‘开中法’（注1），以济之。”清初国基普定，军饷繁多仰赖盐利，乾隆起，开报效之例，故每遇皇家大典、大的军需、大的工程，淮盐商便大规模捐输动即数百万两。此外，自雍正十一年至嘉庆九年止，计达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两，每年年税余万两，加上岸税，附加税费则在四万两以上（注2），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始，民国党为了筹备军饷，以资内战，每斤盐征税率达六元，旋即又为每斤七十元，实为“战时唯一之重大收入”，（注3）由此可管窥盐在民生国计上的地位之重要。
由于淮阴地区位于苏北中部的淮河下游介于黄河、长江之间，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其河流纵横。湖面广阔。是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素有“五水之交，七省咽喉，京师门户”之称，明清时期又为“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地，是苏北平原的心脏，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历史悠久的海盐生产，就是以此为枢纽，运销至全国大部份省和地区。我国的盐务历史悠久，但大都与历史上的淮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足可以用“举足轻重”予以概括。
据《夏禹．本记》记载，淮阴在夏朝，即有“陆则资车，水则资舟之便”，从吴王夫差下令征调大批军队民工“筑邗沟以通江淮，开通了由江都到淮安北未口为止的邗沟，使长江和淮水相沟通，并北上和济水相沟通。”（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勋传》，即自山东泗水县历曲阜、滋阳、济宁、邹县、鱼台、滕县、沛县、徐州、邳州、宿迁、桃源至清河县入淮（当时清河县属淮南道），而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当时的水中行驶船只，两岸民力牵挽，进行水陆运输。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通了山阳渎（江淮间运河），（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第223页）。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国内的短期和平环境，促进了淮河流域的经济繁荣。而经济繁荣又有利于淮阴地区运输业的发展，隋炀帝即位后，出于搜刮和掠奇江南、淮南财物和运输漕粮，并满足其游幸扬州的需要，即位的头一年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即命皇甫议发河南、淮北一百余万民工开通济渠（河、淮运河、北起洛阳、南至盱眙对岸），并发淮南十余万民工动用种类繁多的陆运工具挖邗沟。广济渠、邗沟都经过现在的淮阴地区，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12月）隋运河全部完成，（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225页），这条运河是流经淮阴境内的我国第一条大运河。这对淮阴地区经济发展、商业的繁荣和道路开拓起到了巨大作用，也是唐宝应年间“于淮北，设置盐场，广牢盆以招商贾”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为淮北建场设官招商承运之开始。其间开始，治楚州于山阳，属淮南道，两淮由于南北漕运的兴起和发展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商业都会，是淮北盐业运销上的重要集散地。宋天圣中：通楚州各设七场。泰州设八场、海州设二场、涟水军设一场。其场名不可考。元增至二十九场，其中有庙湾，莞渎、板浦、临洪、徐渎等场，明增淮北同元。清康熙十七年，以徐渎并板浦，雍正五年以临洪并兴庄为临兴场。乾隆六年，设中正场，以莞渎并入。民国元年增设济南场。
民国二十三年，山东、涛雒场归两淮管辖，与临兴场合并。济南（涟水、灌云）、板浦中正（灌云）、涛青（东海、干余、日照）平均年产九百万担，占全国总产的18%。清朝中后期盐产以淮南为盛，之后海势东迁，又有济南场（注4）之开辟，“两淮”产盐重心遂移于淮北（据《两淮盐务与钱庄》）淮北共分三场，（1）板浦场产上中下色每份滩平均约产三千六百七十担，全场共有池滩六百九十八份。（2）临兴场：分普通白色和低次白色平均每份滩年产一千五百四十八担，全场共有池滩二百五十九份。（3）中正场：分上中二色每份滩约产二千七百六十担，全场有二百五十九份池滩，另外济南场（根据49年4月23日中共两淮盐务党委《盐务工作》第5期），至解放时，占两淮盐产80—90%之多。“淮盐销售区域甚广运输便利。更具体轻质佳为优点。销售上专商时代，分岸引盐，专商引岸，某场之盐行销某岸历来都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周礼载“周制，凡货贿出入悉用玺节，司市发之，司门讥之，司关达之，参相联以检猾商。”周礼的真实程度我们现在不管。总之，商买行货，用凭照为据是很早的事情，引票只是一种护照，在本身无所谓利弊，从税收的角度上看，只不过是税票凭证单而已，“五代周禁私盐，凡颗盐未盐各有分界，若将本地分盐侵越疆界，同诸色犯盐例科断。”通过乱世秕政的曲扭，至明初为官商并卖制，后为专商垄断，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道袁世振，创“改单立纲”的制度，遂成了永久的专商擅利！专商引岸的命运就由此决定了。由于淮北产盐量逐渐增多，随之销售区域也逐渐扩大，据已载淮北销盐区域有八：
（一）苏岸。
甲、近场六岸：淮阴、泗阳、宿迁、瞧宁、邳县
乙、近场五岸：灌云、涟水、干余、东海、沭阳
（二）山东六岸：（鲁淮并销区）日照、莒阳、郯城、费县、临沂、沂水。
（三）扬子四岸：
1、鄂岸：湖北东部二十八县
2、西岸：江西50县、建昌等县除外。
3、湘岸：湖南东北部各县
4、皖岸：皖南27县
（四）建昌五县：江西南部
（五）皖北十九县：安徽北部
（六）滁来全：皖东部
（七）豫岸：又名汝光十四县，在河南南部、芦淮并销。
（八）鄂西：湖北西部，川淮并销，原为淮南引地后因南产不足，故以淮北盐比例配运之。
盐从板浦、中正、临兴场出场之纲盐，经过板浦关验收，放六里河过大伊山，历义泽河武障河，新安镇抵永丰坝、过坝车运至黄河度河，复车运至草湾老坝换小船从盐河驳至淮所（驻淮安河下）入垣储存，等候称制过所、复用小船从盐河驳至乌沙河换船，然后分销各地。
淮北分司暨掣盐所驻河下，河下遂为淮北商人所萃，群商华居于此《笔记小记大观》第二十七册中形容当时河下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米屑磁为汁，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北水木清华。故多奇观，诸商筑石路百丈遍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与，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名人文士相结纳，管玄之盛，谈者曰为小扬州。“嘉道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光绪淮安府志》）。
宋咸平三年至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年1000年——1077年）间，黄河经常溢决，北流断绝，河道南移分为二流，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四十五州县，经两淮北上的道路不通，淮东提举陈敏遂锐意经营淮南水利和屯垦，沿楚州运河筑堤以捍御风浪，是今日里运河沿线大堤的前身。并广为修筑围堤，两淮数百里良田受益。元初定都北京，修通了已经淤塞的从山东直达北京的大运河，其时交通发达胜于汉唐，当时淮阴地区属淮东道，辖有淮安路，领海宁州（领海州）、泗州，同时包括归德府的邳州局部，时“两淮”称为百驿之冲，淮安为控制南北水陆交通的惟一枢纽。运盐路线：新纲引盐报明开捆，赴场司请发照票盖印切角，用芦席为包分装入船开行至板浦关掣放二百六十里达于永丰坝，坝官将照票、船单掣验过后，抬入仓垣，加稻草捆筑，驾牛车运至黄河北岸周家庄渡口上船，渡河而南则钩扛夫复驾牛车东运至老坝上套河小船驳至三坝，易短抬入长河船内，十五里而至于入淮所垣堆储大廪护以苇席，候商清（底马）于运司发盐掣厅按引掣挚，到时摆马验引，掣盐过秤，数额相符担入淮安掣盐所前仓垣以淮南盐用过旧包加捆于外，名叫加油包，由于并引节省工费，有二引并引有三引并行（所掣额重一千九十二斤）加捆后，择天晴赴批验大使验明水程，复用钩扛夫抬盐至戽河口；装入小船运至乌沙河，乌沙河巡捡将分装船票验明，按数装入南河大船运至清江浦由三闸三坝过洪泽湖，进临青口分赴各岸销售。其赣榆、沭阳、食盐由临兴、板浦场掣运，不走永丰坝，桃源（泗阳）宿迁、睢宁、食盐由永丰坝掣运不到淮安掣盐所掣验，上河口岸由武家墩过坝入南河大船过湖，不由清江浦。至卢州府属及滁州、来安各口岸（乾隆五十六年改从扬关出瓜州入江叫江运），明初建都南京（当时称应天府，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它的统治地位，对淮阴地区的经济恢复极为重视，一方面大力召集在战争中离散的农民回乡复业生产，另一方面还从外地移民来淮垦荒，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5年）陈宣主持清江浦工程。原来由于河道淤塞，漕运到淮安后，便改陆路运输才能到达。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南北大运河又重新恢复通航，淮阴地区经济恢复很快，至宪宗时淮阴地区已具有会同馆、水马驿、递运所和急递铺四种设置，明嘉靖中淮安府设盐运署淮安分司，直辖淮北板浦、中正、临兴三大盐场，各设盐课大使员，而分司为之长（板浦于康熙十六年设大使，中正于雍正年设临兴于康熙年设），至乾隆二十四年移迁至板浦更名为海分司。职责同淮安分司。

明中叶：由于运道水量浅涩，漕船船引困难，为了保证漕船通，明政府规定，两淮（淮阴淮安）以北除漕船外，其余禁止通行，同时还规定了为百官乘车制。清江浦和王营镇就成为绾毂南北水陆的枢纽，是南船北马的交通要冲。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以后，由于黄河夺淮的影响，会通河不通民船，沿运河北上的商旅，都在清江浦舍舟登陆，渡黄河经王营镇雇役马车北上。也是“入京孔通”。
清初，河道总督院由山东、济宁移驻清江浦。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到康熙二十五（公元1686年）开中河即今称中运河“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再移运口于清江浦西北的杨庄。盐运路线至淮阴始稍有变动例序，淮北盐运大都在西坝转入盐河、运销全国，自此以后，清江浦就发展成为“舟车鳞集，冠盖暄闹”（淮阴风士记）的通商大埠，成为大运河沿线最繁荣的淮（阴）、扬（州）苏（州）、抗（州）四大名城之一。尤其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更迁清河县治于此，这是清江浦鼎盛时期，两淮盐商拥有巨额资本，垄断食盐贩运。生活十分豪华奢侈。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废引改票”运残盐课银二十万，开始水陆并运，十三年（公元1833年），试行有效扩大于各岸，时禁陆运，河运的盐非经两坝不可，由盐河运到西坝栈积，以西坝为总站之枢，“每岁额行四十万担”，恰似“船一靠岸，千车万担”人山人海、背扛、车拉一片繁忙。盐运给古老的清江浦对岸的西坝带来了生机，也是由于盐运及漕运极盛之缘故，据《光绪丙子清河县志》：淮北纳盐额销安徽河南八十一州县，征课银二十七万二千余两，嘉庆末，淮商疲敝，道光十一年引滞岸悬，无课可收，至捆盐二万余引不及定额十分之一，民苦淡食，而场户池丁集多如山，拥滞不行，私贩充斥，税帑为虚，官商大困，调剂银两又虚百余钷万。时两江总督陶澎奏曰本章准借贷运残盐课银二十万，官收灶盐，督商办运。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十引为一票，一引之价六钱四分，抽税七钱二分，倾解诸杂费五钱二分，计银一两八钱八分，是时水陆并运，于近场百里设立三卡稽查铃验。……道光十三年试行有效推广于各岸。计每引征银二两五分一厘，十五年又增签席费银三钱，”“当时清江浦对岸的西坝非常兴盛”。河运的盐非经西坝不可，只能由盐河运到西坝栈积，以西坝为总汇之枢。过坝的盐用小火车陆运至清江浦，然后重运，始能到圩。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改道由山东入海，同时淮河也因黄河流经时期河床升高而不从淮阴经过了，这样，原来作为五水之交的淮阴地区改变了原有的交通条件。道路梗塞，销市疲滞，加以军营提盐抵课名日饷盐，“营员相望道，商贩裹足不能按纲造报，同治三年总督曾国藩遵上谕截止饷盐并奏停清淮军需之损盐，营弁所贩之毛盐、徐州借运之溢盐厘定新章，每纳盐照原额二十九万六千余引征银三十七万，两淮属山（阳）清（河）桃（源）三县共行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引，山、清距西坝近大票准其改岸，山、清另加戳记”“偶票于纲”“重新更定票章。”同治九年督盐院马新贻奏停验货就纲花名承运新纲试运年续行之光绪初，坝销非常疲滞，光绪八年九月署盐运使徐详奉：“为杜绝跌价抢运赊欠等弊……西坝坝盐过多（除已售四成现有（三十四万一千二百引），出售时对湖贩赊欠过多，盐来源不断增加的情况分十档轮售，由海洲公司按档编号，“系官为经理，轮规严肃”，二千引以内自立一局，小贩准其并挡出售，免致为数畸零其数少而附入大局，办运者不以小贩论，当时有同春豫认运票盐四万余引，引数为淮北之冠，另有福得昌，厚得昌等大贩盐栈。当时西坝设有盐务公所，大使孙某，卡员：傅，经历（注）吴炳升（注：明清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均设“经历”。职掌为出纳文书）。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洋务派提出“电线铁路必应仿设”的口号，报陈铁路利益，“请先造清口浦至京以便南北运输”，《詹天佑与中国铁路》。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动议修筑铁路的地方。然而清政府未予采纳。之后，亦有维新志士，薛福成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请开中国铁路议》建设计划，主张“自京师而西为路太原，南各路达张梁，东南可为路达清江浦。（詹天佑与中国铁路）中、法战争前，淮军将领刘铭传，奏请光绪帝筑铁路三条，一由清江浦经山东到北京，二由汉口河南至北京，三由北京东通盛京。西达甘肃《中国现代史》，奏请清政府建修清江浦至通州的铁路，以便南北运输。左宗堂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的漕纪泽和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公元1888年）提出《请开清江浦铁路折》奏请清政府修筑北京经清江浦达镇江的铁路。由于受到封建保守派的阻挠和反对，光绪皇帝没有看到。直至光绪二十一年元月（公元1895年），光绪皇帝命令两江总督张之洞修筑由北京至清江浦铁路。但张之洞坚持已见，奏请光绪帝应先筑芦沟桥至汉口铁路，于是光绪皇帝封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经办芦汉铁路（张与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