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认识到，作为人类常用的探究方式之一，问与答是由已知推向未知、获取新知的有效途径。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推理活动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问答探究活动。在自然语言中，用来表达问题的语言形式主要是疑问句，简称问句。“所谓问句，是一种要求回答的语言形式；无疑而问的设问句、反问句虽具有问句的形式，但它们并不寻求答案的信息，不在讨论之列，而类似”已知……，求（证）……“等形式的问题，虽不具有问句的一般形式，却包括在我们所说的问句之中，因为它们寻求答案。”传统逻辑只关注具有明确真假值的陈述句，而对其它语句不予重视。尽管亚里斯多德早已从论辩的角度探讨了问题的分类以及如何正确提问与回答等，但并未受到后人重视。随着逻辑学研究的多样化和实践转向，非经典逻辑与经典逻辑竞相发展，祈使句、命令句、疑问句等纳入了逻辑的范畴，相应地建立起了祈使句逻辑、命令句逻辑和疑问句逻辑（简称问句逻辑，又称问题逻辑）等。总之，“问句逻辑属于自然语言逻辑，它主要研究在问句、预设和回答的范围内产生的各种逻辑问题。”
问句逻辑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备受关注，提出了若干问句逻辑系统和语义模型，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逻辑与语言交叉的新兴分支学科。与经典逻辑相比，问句逻辑具有可废止性、多主体性、动态性、语境敏感等典型特征。尽管问句逻辑起步较晚，亟待进一步发展，但其应用前景广阔。它不仅有利于促进逻辑学科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对于哲学、语言学、教育学、法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为它们提供了分析框架和逻辑模型。
二、问句逻辑的古典研究
古希腊论辩之风盛行，如何正确地提问与回答往往成为获胜的关键。因此，论辩术的发展间接地促进了问句逻辑的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对问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着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据欣迪卡考证，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是历史上第一个引起哲学家关注的推理模型，而柏拉图进一步将问答游戏系统地用于训练学生的推理能力。但逻辑意义上的探究最早出现在亚里斯多德的《解释篇》（20b）和《论题篇》（103b,104b,155b-158a）等着述中。
1.亚里斯多德并未给问题下定义，但对问题做了初步分类。
首先，根据提问的方式不同，可以将问题分为辩证的和非辩证的。“一个辩证的问题就是一个探讨的题目，它或者引人选择和避免，或者引人得到真理和知识，或者它自身就能解决问题，或者有助于解决其他某个问题。”亚里斯多德所谓的辩证问题实际上是指论辩中的论题。因为“一个论题就是一个问题，然而，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论题，因为对于有些问题，我们完全没有什么见解。”辩证的问题通常以矛盾形式出现。例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者“苏格拉底是有智慧的，还是无智慧的？”,其形式为“（A∨？A）？”.除此之外，都是非辩证的问题。例如：“‘它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不是辩证问题，因为很显然，辩证问题必须让人有机会在两个矛盾命题中选择他所愿意选择的那个命题，必须使得问题更具体。”
其次，“我们所探讨的问题的种类与我们所知道的事物的种类一样多。它们有四类：事实、根据、存在、本质（是什么）。”例如，当我们问“太阳是否被遮蔽？”时，我们就是在探究某个事实。当获知相应的事实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其原因或根据。例如“太阳为什么会被遮蔽？”.根据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与哲学，揭示事物“是什么”的常用方法是下定义。而“为什么问题”又可分为四个子类：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关于存在的问题，例如“独角兽存在吗？”,如果它们存在，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它的本质，即“它是什么？”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为什么和是什么的问题是相同的，知道了它是什么就等于知道了它的为什么。
例如：“月蚀是什么？”与“为什么发生月蚀？”或“月蚀的原因是什么”一样，其回答都是：“因地球遮蔽而使月球失去光亮”.因此，亚里斯多德已经注意到不同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等价关系。
第三，任何命题和问题都由四个要素组成：特性、定义、种和偶性。命题与问题在表述方式上不同，但数量上相等。“因为只要变换表达的方式，就能从所有的命题中构造出问题来。”
例如，问题“人是动物，难道不是吗？”它实际上表达了一个命题“人是动物”;但反过来，我们可以问“人是不是动物？”这样又变成了问题。前者实际上是反问句，并非有疑而问。因此，通常把反问句视为命题的特殊表现形式，而不把它当成真正的问题。由于命题可分为伦理的、自然哲学的和逻辑的三种情形，同样问题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三种。
例如：伦理的问题“子女是否在任何时候都要听从父母的意见？”;逻辑的问题“矛盾律与排中律是否等价？”;自然哲学的问题“宇宙是否永恒？”.
第四，与命题相对应，根据量词不同，问题又可以分为单称问题、特称问题和全称问题。例如：“苏格拉底有智慧吗？”、“有的快乐是善吗？”、“一切快乐都是善吗？”.
2.亚里斯多德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在论辩中如何正确地提问和回答。
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因此，在提问时应该向专家问其研究领域相关的问题。专家也只能根据其熟悉的科学知识来回答属于他自己学科范围内的问题。例如，几何学家与几何学家辩论，这是合适的。而几何学家与不懂几何学的人辩论就显得不合适了，因为不懂几何学的人觉察不出专家论证的漏洞。
亚里斯多德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在论辩中如何向对方提出问题和回答对方的问题，以达到取胜的目的。他指出：“意欲提问的人首先应当找到攻击由以下手的地方，其次，提出问题并自身予以逐个地排列，剩下来的第三点就是对另外的人述说它们。”但是，“不论是什么人，如果长时间地追问一个论证，就是一种坏的询问方式。因为如果被问的人回答了问题，那么显然，如若还再问许多问题，或者多次重复询问相同的问题，就或者是废话，或者是没有推理能力。所以，一切推理都是以很少的前提为依据的；相反，如果没有回答问题，为什么不责难他或者干脆停止呢？”而“关于回答，首先要规定的是，一个好的回答者的工作是什么，就像一个好的提问者所做的一样。提问者的工作是这样：支配论证过程，以使回答者由论题必然地说出最悖理的答案来。回答者的工作则是指出：结论的不成立或悖理似乎不是由他自己负责，而是由于对方的论题；因为最初那个不应该设定的论题可能是某一类错误，而且在设定之后又没有适当地保持它。”
亚里斯多德还仔细第辨析了各种诡辩术，即不恰当的提问。论辩的目的是为了解答疑问，获取知识；而诡辩则不是。真正有意义的论辩不要变成无意义的诡辩，或意见争论，甚至落入情绪上的争吵。因此，当面临含混的问题或歧义的问题以及复杂问题等情况时，回答者首先应该弄清楚问题的涵义，避免陷入谬误。“由于提问者提问不合理，被问到的人不得不通过纠正命题的不公正之处在其回答中增加一些东西，因为如果提问者作了充分的区别，那么回答者就必须说‘是’或‘不是’”.
总之，亚里斯多德较为丰富地探讨了论辩语境中问题的种类以及如何正确地提问和回答，并进一步识别真正的问题和诡辩的问题。然而，“亚里斯多德虽然有某些问题逻辑的思想，但他本人从未有探讨问题逻辑的自觉意识。……他的问题逻辑思想是偶然闪现的，是其他研究的副产品。不少问题思想是作为论辩主题的枝节来处理的。”另外，“由于他只注意直陈语句，因而错误地认为在其他的说话类型之间不可能有逻辑的关系。”因此，亚里斯多德的问题逻辑思想对后世并无太大影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三、问句逻辑的现代研究
尽管亚里斯多德早已论及问句的逻辑特性，但受其逻辑和哲学视域的限制，并未建立起独立的问句逻辑思想体系。由于亚里斯多德的影响，直至20世纪初问句逻辑研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
随着经典逻辑的诞生以及大批非经典逻辑不断涌现，特别是逻辑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和“实践转向”,问句逻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逐渐确立了现代逻辑家族成员的资格。
1929年，柯亨（F.S.Cohen）在《什么是问题》一文中，认为所有问句都是含有自由变元的命题函项。该文通常被认为是最早以现代逻辑手段处理问句的论着。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问句逻辑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专门从事问句逻辑研究的学者，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普莱尔（M.Prior & A.Prior）、斯塔尔（G. Stahl）、汉布林（C.Hamblin）、库宾斯基（T.Kubiński）、哈拉（D.Harrah）、贝尔纳普（N.Belnap）、阿奎斯特（L.?qvist）、卡茨（J.Katz）、欣迪卡（J.Hintikka）、魏斯涅夫斯基（A.Wisniewski）等。
根据哈拉的归纳，学者们发展问句逻辑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六种类型：（1）经验的。这通常是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动机。旨在刻画自然语言中的问句，描述它们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的。（2）柏拉图式的。这是某些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动机。他们把“问题”当作类似于数学对象的实体，从而描述其语形和语义。（3）规范的。这也是某些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动机，他们想描述作为理性的人应该如何正确地提问和回答。（4）工程的。此种动机旨在构造一个问句系统以用于实现某些实践目标（例如信息检索的计算机辅助系统）并且满足一定的标准（例如能行性、可实现性等）。（5）元逻辑的。即从某个给定的逻辑系统发展出一个问答系统。（6）技术的或审美的。这是理论家在构建问句逻辑系统时的额外动机，即尽可能地使所构建的系统更加简洁优雅。当然，以上各种动机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分类，不排除还有其它未列入的动机，也不排除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时怀有几种研究动机。
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国外问句逻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问句逻辑的哲学讨论。具体包括问句或问题的定义、问句的预设、问句的种类等。对问句的定义和分类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的问句逻辑理论。从词源上看，question源自拉丁文quaerere,意为“追问、寻求、习得、探究”等。1958年，汉布林在《问题》一文中将问句界定为“寻求答案的语句”,并且提出了三条着名的公设。不少学者注意到，尽管问句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真假，但问句的预设可以有真假，可以借助预设间接地谈论它们的真假。例如，卡茨认为，问句的预设即为问句所表达的陈述，并且预设必须为真，如果该问句确实需要寻求信息的话。
关于问句的分类，见仁见智，并无统一的看法。代表性观点主要有：贝尔纳普（N. D. Belnap）和斯蒂尔（T. B. Steel）在其合着的《问答逻辑》一书中，将所有问题分为初等问题和复合问题两大类，其中初等问题又可分为which-问题和whether-问题两种最常见的问题，以及与之类似的what-问题、why-问题等六种情形。而所谓复合问题就是在初等问题基础上组合而成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在初等问题基础上进行布尔运算（交集、并集、差集等）或逻辑运算（合取、析取、蕴涵等），从而形成相应的复合问题。
而着名计算语言学家卡图南（L. Karttunen）在《问题的句法与语义学》一文中将问题分为直接的问题和间接的问题，并且认为直接的问题可以转换成嵌入了相应的间接问题的陈述句。另外，他还将问题分为选择问题（whether）/是非问题（yes-no）和Wh-问题（which\why\who\how等）/x-问题（即特指问题）。
（2）问句逻辑的语形研究。基于对问句的不同理解和分类，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问句逻辑语形理论。M.普莱尔与A.普莱尔在《疑问逻辑》一文中认为，问句逻辑应该是非符号化的。而贝尔纳普与斯蒂尔则声称不能像经典逻辑那样构建一个完全且一致的问句逻辑演绎系统。换言之，疑问句逻辑不能完全仿照陈述句逻辑建立严格的演绎体系或证明理论，但可以建立合适的句法与语义学。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试图建立问句逻辑的形式系统。例如，1960年，哈拉提出了问答使用的语言L,构造了一致性的L系统，其中包含23个定义和9条定理。他认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从陈述句逻辑中产生出相应的问句逻辑，而无需引进新的符号“?”及其公理。因为我们可以把whether-问句等价于真的不相容析取复合句，其答案就是析取肢；而which-individuals-问句等价于真的含有存在量词的句子,其答案就是量化式被某个个体集所满足。并且，提问与回答的过程可以视为一场信息匹配博弈（informa tion-matching game）。
2002年，他在标准的一阶谓词逻辑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更具一般性的问句逻辑系统GEL.其动机既是经验的，即尽量刻画人际交往中的问答情景；同时又是工程技术的，即满足计算机信息检索的需要。另有学者把问句处理为一类特殊的祈使句。例如，问句“谁动了我的奶酪？”等价于“请让我知道谁动了我的奶酪”.类似的处理，还包括“请使我相信……”、“请真实地告诉我……”、“请给我答案……”,等等。基于此种理解，我们可以很顺利地在一阶逻辑和祈使句逻辑系统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定义引入疑问算子来构造一个问句逻辑形式理论。例如,阿奎斯特的《问句逻辑理论新进路》（1965初版，1975再版）以及欣迪卡《问题的语义学与语义学的问题》（1976）和《Why-问题的语义学和语用学》（1995）等，都采用了这种处理方式。
（3）问句逻辑的语义研究。与语形分析相比，问句逻辑的语义学研究显得比较滞后。尽管对自然语言中问句的语义分析，包括问句与预设，问句与答案之间的真假关系等，本身也属于问句逻辑语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仍未建立起一门完全适用于问句逻辑的语义体系。
1958年，汉布林提出了三条着名的假定：第一，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陈述句；第二，知道了答案就等于知道了该问题；第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相互排斥的可能性的完全集。由此发展出颇具影响的问答集语义方法论（set-of-answers methodology）。但学者们对汉布林的三条假定褒贬不一，争议很大；即便接受这三条假定，分歧依然存在。例如，一个问题到底等价于其完全的答案集，还是等价于它的直接答案集，或者仅仅等价于其真直接答案集?分歧的根源在于对问句的逻辑特性的理解以及研究问句逻辑的动机各不相同。
目前，最被学者们看好的问句语义学理论是由哈拉最早提倡、后被欣迪卡等学者进一步发展的信息博弈论语义学。欣迪卡在吸收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精华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信息博弈论语义学思想。他自信，信息博弈论语义学能够更好地解释经典逻辑中的量词，能够有效地克服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局限性。另外，信息博弈论语义学不仅能够为经典逻辑提供更加合适的语义学理论，而且还能够模拟言语活动中人类的认知过程。在欣迪卡看来，问句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探究理论，是人类常用的认知方式之一。因此，信息博弈论语义学特别适合于问句逻辑。尽管如此，问句逻辑的信息博弈论语义学尚处于草创阶段，仍有许多艰深的课题有待充分研究。
四、国内研究现状及特点
国内对问句逻辑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性学者有周礼全、宋文淦、陈银科、孟自黄、秦豪等。1988年，在王雨田先生主编的《现代逻辑科学引论》（下册）中，由陈银科执笔撰写了“问句逻辑”一章，详细地介绍了问句逻辑的历史、问句的结构和种类、问句的逻辑特征以及问句逻辑的应用等内容。1990年由秦豪和部分上海学者发起，在张家港市举办了国内第一次问题逻辑研讨会。秦豪先生的《问题逻辑学概论》（1993）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问句逻辑的专着，而宋文淦先生的《问题逻辑》（1998）则是国内第一部以现代逻辑为手段研究问句逻辑的着作。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逻辑与语言研究》、《逻辑与语言学习》等文集刊载了国内学者研究问句逻辑的大部分论文。在我国问句逻辑的研究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礼全先生。周先生是我国着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现代逻辑的积极传播者、自然语言逻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极力主张逻辑研究应该与自然语言相结合，特别重视现代逻辑的应用。
1961年5月26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周礼全的文章《形式逻辑应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其中就明确提出形式逻辑应该研究如何把疑问句转变为陈述句的原则，应该扩大逻辑的研究范围，建立自然语言逻辑体系[17].1980年，周礼全在《逻辑与语言研究》（第1辑）发表了《边学边干 加强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一文，指出自然语句种类繁多，不仅有陈述句，还有祈使句、疑问句、时态句等，因此，要大力研究祈使句逻辑、疑问句逻辑和时态逻辑等自然语言逻辑。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礼全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该书是我国自然语言逻辑的奠基之作。在该书序言中，饱经沧桑、年逾古稀的周礼全先生阐述了他的大逻辑观，意味深长地告诫后人：“形式逻辑要在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方面起重要作用，就必须和自然语言相结合，就必须和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就必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的表达传达相结合，就必须和人们的交际活动相结合。”
此外，该书还劈有专章（由宋文淦执笔）论述疑问句逻辑及其预设问题，较为全面地阐述了问句逻辑理论的发展历程，讨论了问题的逻辑性质和种类，给出了带等词的形式语言LZQ=及其形式演绎系统ZQ=;并进一步给出了修正的、范围更小的形式语言LY及其形式系统Y,深入探讨了问题之间的蕴含关系。之后，宋文淦继续研究问句逻辑，发表了系列论文并最终导致《问题逻辑》问世，极大地提升了我国问句逻辑研究的水平。
概括起来，国内问句逻辑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关于问句的定义、问句的分类、问句与预设等内容的哲学讨论，这是国内学者研究最多的部分。大多数学者认为，问句也是一种思维形式。国内关于问句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观点：疑问说、回答说、问答并重说。至于问句的分类和预设等，基本上沿袭了国外相关学者的观点，并无特别之处。（2）关于问句的语形和语义研究，这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成果是宋文淦先生的《问题逻辑》。该书在批判地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一阶谓词逻辑为基础，建立起了初步自足的问题逻辑系统E0、E及其扩展，并且给出了相应的克里普克可能世界语义学。这极大地提升了我国问句逻辑研究的水平。（3）关于汉语问句逻辑的个案研究。不少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汉语与英语等其它语言的差异，大力提倡研究颇具民族特色的汉语问句逻辑。（4）问句逻辑的应用研究。国内学者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问句逻辑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教育教学、司法审讯等领域的作用。
总体来说，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相对落后，关注度不够，有份量的成果不多。国内研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1）对问句逻辑的语形、语义研究不够，尽管出版了宋文淦先生的《问题逻辑》这样有份量的成果，但该书的论域仅限于事实的、直接的问题，而未涉及诸如审议的、间接的问题等。另外，该书把问句逻辑的语形、语义完全建立在经典逻辑基础之上，却没有注意到问句逻辑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的特性和国外流行的信息博弈论语义学。（2）对问句逻辑的语用学研究几乎是空白。国内对问句逻辑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分析，而没有考虑到问句作为人类交流和会话的常用认知方式之一，它具有鲜明的动态性、情景敏感性、信念可修正性等特点。（3）问句逻辑研究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结合不够。其应用研究大多局限于教育教学、司法审判等经验领域，未能在技术层面上深入探索人机对话的问句模型以及计算机信息检索辅助系统，从而更好地实现问句逻辑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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