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传统是一种对知识的热爱，对知识的“信仰”。它认为哲学的根本追求就是知识，知识是对世界的理论把握，人们拥有了知识就可以把握这个世界。而形式逻辑则被认为是认识世界的有效工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推理来获得新知识，来扩展我们的知识范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式逻辑就是获得知识的重要工具，它的主要德行就是知识。如此以来，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知识论和形式逻辑就形成了十分密切的联系，把这种密切联系梳理出来，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知识论和形式逻辑本身的特质。
一、形式逻辑在西方知识论形成中的作用。
一般认为知识论的主要奠基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它在《形而上学》的开篇便提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１］１。认为人类的本质追求就是寻求知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原因，只有知识才代表了人类的最高追求，才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一种根本区别。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等，都含有一种知识论的倾向。他认为人类的知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作知识。其中理论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也是最高的知识，它寻求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原因，是以得到知识本身作为目的的知识，为了求知而求知的知识。理论知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包括形而上学、几何学、数学以及物理学。实践知识的追求则主要用于指导人类的行动，是人们行动的一种知识，更多的带有经验性，它的最终指向是至善。实践的知识主要包括政治学、伦理学等。最后一类知识是创制的知识，它是用来指导制造和制作的知识，主要指一种技艺方面的知识，看重的是技术和能力，比如造船的知识、航海的知识等。可以说对知识的追求一直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因，隐含于西方哲学的追求之中，并且西方哲学对知识的追求和认识，一直都与形式逻辑密不可分，那就是把形式逻辑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倾向就很明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式逻辑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它是科学知识的工具。甚至在他看来，形式逻辑的德性就是知识［２］２９５。他又说：“我们无论如何都是通过证明获得知识的。我所谓的证明是指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所谓科学知识，是指只要我们把握了它，就能据此知道事物的东西。”［２］２４７因此，形式逻辑在其产生之初就和知识追求纠缠在一起，它不但是知识的来源，而且也是建立起知识体系大厦的重要工具。
在长期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由于信仰替代了知识，成为人类行为的首要追求，信仰高于理性，信仰先于理解。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人们减弱了探求外在世界，从而获得知识的欲望，知识论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真正使知识论得到复兴的是近代哲学，近代哲学就是对中世纪哲学的一种“反叛”，它又开始回到了追求知识的主题上来。笛卡尔是近代知识论的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在笛卡尔那里，以“我思故我在”为基点，力求重构知识体系的大厦。他要求把各种感性经验排除出去，从“我思”出发，利用天赋的理性能力，借助形式逻辑的结构，通过逐步推演的方式建立起人类的知识。很明显的是，笛卡尔的知识论体系借助了几何学方法，他的方法论主要是演绎性质的。
康德在知识论上号称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康德之前的知识论传统上，一直都是主体围绕客体转，我们面对着客体来开始我们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与客体相符合。而到了康德这里，他提出人能够为自然立法，客体要围着主体转，知识的形成不再取决于主体的认识与客体的符合，而是我们的先天理性，理性中所具备的先天知识形式、知识范畴，也即先验逻辑的结构。能够符合这种先天形式和结构的对象才能够进入我们的认识视野，我们的先天形式对认识对象具有一种“裁剪”功能。康德的先验逻辑虽然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新的逻辑范式，但是从根源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逻辑思想未能跳出形式逻辑的窠臼，他的先验逻辑只是把认识论掺入了形式逻辑体系。”［３］即他的先验逻辑只是形式逻辑的一种变体，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形式逻辑。这样看来，康德的知识论依然选择了把形式逻辑作为其思想的基础。
现代哲学中知识论的代表主要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从理论基础上看，他们都认为一种认识能够有意义，能够成为知识，那么它就必须符合两个标准：其一是可检验性标准；其二是无矛盾性标准。一个理论能够接受事实经验的检验，这是它作为理论的最起码要求，经过检验获得证实的认识成果就是真理和知识，没有通过事实检验或者被事实所证伪的就不是知识，无权进入知识的王国。同时，知识的本性也要求它具有自洽性，也即排除矛盾，而这正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要求。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区别就在知识的增长上，一个主张要求通过证实的逐渐积累，一个通过要求证伪来逐渐剔除虚假的真理。
二、知识论对认识活动的影响
知识论作为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西方哲学的一种重要传统。无论是古代的实体论哲学，还是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它们都含有一种知识论的观念在里面。知识论认为理论活动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人类只有在理论活动中，通过把握到真正的本体，获致关于本体的绝对知识，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知识论有两大理论预设：其一，认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本真的世界，它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本质，知识就是对这个更加本真世界的把握；其二，把人设定为世界之外的抽象理性存在，认为人可以凭借理性实现对本真世界的终极把握。知识论的理论预设对人类的认识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影响着人类的认识行为和追求，把人类的认识活动限定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
首先，知识论认为人们的认识活动的最终追求就是知识，知识是人们进行认识活动的目的，不以获得知识为目的而进行认识的活动是一种无意义的行为。而且知识论主张人们的真正知识是关于事物本质的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使事物成为其自身，只有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事物本身，也才能占有和控制事物。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研究也就是基于事物本质的研究，他的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动力因，就是关于事物本质的一种学说。原因就是事物之间的本质关联，是探究事物之间本质联系的一条重要路径。
其次，知识论对认识活动持一种反映论。知识论既然悬设人是处在世界之外的存在，人（哲学家、智者）就高高站在世界之上，立于各种事物的对立面，作为一种认识的主体，把被认识的事物把握成客体，采取主体和客体相分离的态度以及反映主义的手法来描述认识的过程。这种反映论认为，“只有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差别或本质性的歧异，主体才有认识客体的必要。如果主客体是一致或同一的关系，认识也就失去了必要性。在主客体二分的基础上，两者分别两重化，主体两重化为感性和理性，客体两重化为现象与本质，其中感性把握现象，理性即逻辑把握本质，只有关于本质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知识必须具有客观性和可靠性。”［４］再次，知识论还主张知识应该用语言和数学的形式表述出来。只要一个人愿意学习知识，他就能通过别人的传授而获得，因此，知识还必须借助语言。只有通过一定的语言把知识表述出来，知识才能去掉它的神秘性质，这一点有一定的人类历史事实可以佐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的语言文字很不发达，于是知识就变成一种神秘性的东西，为巫师和一些高级统治者所“垄断”，知识的“科学性”就被迷信和荒诞所“笼罩”。语言不但可以表述知识，是知识的重要载体，而且语言也是人们进行知识传授的“桥梁”。同时，知识论认为知识必须具有较强的普适性，而只有抽象化的东西才具有普适性，越抽象化的东西，其普适程度越高。纵观各门科学，只有数学语言最抽象，所以许多知识论家都注重把知识用数学的思维表现出来。亚里士多德采用了字母变元和公理化方法、笛卡尔把自己哲学的反思建立在几何学的方式之上，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是用几何学的方法写就的，莱布尼茨的直接追求就是通过借助数学语言建立起一种普遍的知识。
最后，“知识论还认为主体具有把握客体的足够能力。当然这是一种理性的乐观主义预设，这种乐观主义主要表现为历史上哲学家自认为能够以真理之名代真理发言的态度上。”［４］也就是知识论的主体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那些知识论家，他们往往把自己视为标准的认识主体，认为只有像他们一样的主体，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才能走向真理。在这种观念下，真理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抽象存在。
三、知识论对形式逻辑发展的影响
知识论通过对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制把握了人们的认识活动，影响了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式逻辑正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方式和方法，它与认识活动是内在一体的。如此一来，知识论就把握住了形式逻辑的发展走向，它成了形式逻辑发展的理论指导，而形式逻辑越来越走向知识论的“道路”，呈现出知识论的“理论气质”。
其一，形式逻辑追求精确性。精确性一直是形式逻辑的内在追求。形式逻辑和其他思考论证方式相比，它的“一个主要优点就在于它具有较高的严格性和精确性”［５］１６２。我们知道，目前人类的语言主要分为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自然语言就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是随着文化的演化而自然产生和发展的语言；而人工语言也称人造语言，是人类为了一定目的特意构造出来的符号语言。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相比，具有歧义性、多义性、模糊性，也就是精确性不够，比不上人工语言，人工语言具有单一性、明确性。形式逻辑在其最初诞生时，主要采用的是自然语言，但是形式逻辑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是要逐渐摆脱自然语言的模糊性，采用一种精确的语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使用了字母变元的方法，这是形式逻辑将走向形式化、符号化的先兆。自此以后，构造人工语言，妄图建立起人间的“巴别塔”，就成为许多哲学家的梦想。莱布尼茨是这类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一员，他的梦想就是构建出一种“普通语言”，使这种语言通行于全人类，任何人都能掌握它，从而实现无障碍的交流。他的这一设想在后继者弗雷格、罗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得以实现，这就是一种符号逻辑，也即现代逻辑。现代逻辑就是人类构造人工语言的一种伟大成就，它初步实现了语言的精确性。在人工语言的基础上，借助形式化方法，人们建立起各种形式公理系统，比如经典逻辑的命题演算系统和狭谓词演算系统，实现了形式逻辑的精确性。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形式逻辑的精确性追求完全就是知识论理念深入的结果。知识要求自己通过语言，尤其是数学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主要是因为数学语言是一种精确性的象征。这一观念在古希腊就有，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几何学、算术学是最精确的科学，所以他在构造形式逻辑时就借助了几何学和算术学的字母变元以及公理化方法。后来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一大批哲学家也都坚守这一理念，把数学化、形式化看作是知识的一大追求。也正是在这一追求下，形式逻辑就把自己的发展目标界定在运用几何学和数学语言和方式来发展自己，笛卡尔、布尔等都采取了几何学的方式，弗雷格、罗素等则采用了数学的方式。
其二，形式逻辑追求普遍性。普遍性也是形式逻辑的重要追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式逻辑就不属于任何一门科学，它是所有科学的工具，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后来的形式逻辑也是朝着普遍性方向发展的，推行形式化的方法就是它对自己成为一种普遍方法的渴求的象征。莱布尼茨构造普通语言就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性的演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通用科学，使它成为各门科学中共同适用的普遍原则。形式化也即意味着抽象化，而抽象化一直被看作是普遍性的基本路径。“越是抽象的东西，就越具有普遍性。因此，作为理论，逻辑是最抽象的研究，而作为工具，逻辑具有最普遍的可应用性。”［６］２８６今天的现代逻辑已经被许多科学所接受，成为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因而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也成为了各种科学“科学性”标志，就连哲学也不例外。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哲学不是别的，而只是对科学的逻辑分析”，“哲学唯一正当的任务就是逻辑分析”［７］２０８，所以，我们一般很少谈论现代逻辑的局限性，因为我们“不仅不应该说逻辑的局限性，而且应该说逻辑是局限性最小的一门科学”［６］２８７。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形式逻辑对普遍性的追求，也是知识论的要求。既然知识论认为只有关于事物本质的认识才是知识，那么知识就应该是必然的，是一种真理，因此，它具有普遍性。同时知识论坚持着一种特别的信念：“知识越是普遍，就越重要，就越有价值。”［８］知识论借用数学语言，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普遍适用的语言，这是它要使自己更具有普遍性的一种要求。
其三，形式逻辑追求单一性。单一性是形式逻辑的一种内在追求，这种内在追求是通过形式逻辑的长期发展来实现的。单一性不如精确性和普遍性那样直接就显示在形式逻辑的形式和内容上，而是显示在它的整体性上。就西方逻辑的单独发展来看，形式逻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建构时起已经历经了两千余年，但形式逻辑的发展一直沿着一条清晰脉络进行，那就是通过对词项和语言的分析，来获得认识。
即使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也依然是符合这条路线的，所以发展到现代逻辑时，才能把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完全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在整个西方逻辑史上没有出现一种可以和这种形式逻辑相抗衡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就只有一种，那就是奠基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基础上的逻辑。从整个人类范围来看，在形式逻辑的最初发展时，曾出现三支逻辑“鼎足天下”的局面，即古希腊逻辑、古中国逻辑和古印度逻辑。三大逻辑各有自己的特色，带有自己的民族性。中国逻辑是一种以正名、道德政治教化为主导的逻辑；印度逻辑则主要是服务于宗教教义的论证和传播；古希腊逻辑的直接追求是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但是到了现代逻辑这里，逻辑就只有了一种逻辑，也就是西方逻辑，是肇始于古希腊，完善于现代的逻辑，它就叫“现代逻辑”，通过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努力，它成为了“经典逻辑”，通行于天下。在现代逻辑地盘上，所呈现出来的是西方逻辑一枝独秀的局面。
形式逻辑单一化过程的内在根据就是知识论，知识论是形式逻辑单一性的理论根据。在知识论看来，真正的知识就只有一种，那就是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其他知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既然形式逻辑服务于知识的获取，那么形式逻辑也就只能有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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