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作为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中西攸同。从所得的结论来看，具有或然性，而不是绝对的、板上钉钉的必然推论。从思考的路径来看，既异于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又别于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而是从特殊到特殊的一种“特殊”的、触类旁通的致思方式。从推理的依据来看，它规约着从已知到未知两个对象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并预设该属性与所要推知的属性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
这些基本原则，中而西、古而今，都是一样的。但我仍然愿意把类比看作中国文化对人类的一个贡献。中国人之于类比，发明之遥遥领先，运用之普遍、娴熟，无出其右者。
追根溯源，可以探及古老的《周易》，确切地说，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正是在《周易》里萌芽并茁长的。玄学领军人物王弼指出，《周易》是一部“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书，他用“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八个字来概括解读《周易》的方法。《左传》、《国语》中保存下来的二十二个筮例，展示了《周易》从占筮书到思维工具书转变的趋势。有当代学者认为： “《周易》符号系统里的初始符号，不同于西方符号系统里的那些没有属性内容、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由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构建而成的推理系统，具有演绎性质； 由属性明确的初始符号构建而成的推理系统，只能具有类比性质。”（ 周山《〈周易〉的文化价值》）培根的《论学问》，荀子的《劝学》，都是富含哲理、脍炙人口的论学之作，而其思维方式却迥然不同，背后依恃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可以当作两个标本来审视。《论学问》的篇幅超出《劝学》两倍，通篇只用到四处比喻，大家比较熟悉的如“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而《劝学》，简练精要，含蓄隽永，比喻类比论证构成了其主要说理方式，三个段落里比喻多达二十处。论点隐蔽在比喻、寓言中，由此及彼，以类相推，以喻代议，寓议于喻。
毋宁说，中西思维方式的分野，正是从这里发端的。中国人偏爱并擅长形象的、关联性的思维，习惯于头脑中对记忆表象分析综合，加工改造，形成新的表象。我们远祖的图腾崇拜物龙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西方人则崇尚运用概念去判断、推理，进行逻辑分析，形成抽象思维模式。“依靠例子的演说的说服力并不比较差，但依靠演说式推论的演说更能受到高声的喝彩。”一个“更”字，道出了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取向。西塞罗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言谈的隐喻样式出自迫不得已，在枯乏和窘迫的困境中，捞到了它。”可见，在他看来，与逻辑推理相比，形象说理的方式总是处于次选的位置。
作为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代表，汉民族特别重视经验。农人积累了丰富的气候、时令与耕作生产方面的经验，代代相传。
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倚重经验，通过知觉、经验，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把握认知对象，进而在综合统一中，建立起整体的、联系的观念。
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指出： “一切语言都是思想的标记。”作为思维的工具和符号，象形文字成就了中国人发达的形象思维。建立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的思维，具有双脑活动的优势。文字之为抽象符号，它启动了左脑的抽象思维功能； 文字之为具象象形，它又启动了右脑的形象思维功能。久而久之，中国人长于比附联想，类比推理。
思维与语言，一而二，二而一，像一张纸的正反面，一体两面，无法剥离。至于说二者谁影响了谁，也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这里我想说，类比的思维方式，在汉语中是留下深刻印痕的。上文提到的《劝学》，在比喻论证中使用正反对比的方法，如“骐骥一跃，不能十步；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用语上讲究对仗，结构整饬； 音韵上讲究平仄，和谐悦耳。形式与内容兼美。
今天仍然活在我们语言中的一些成语，就是类比思维的结晶。如“画蛇添足”,出自《战国策·齐策》，陈轸以此劝阻昭阳，不要攻打齐国。“狐假虎威”,出自《战国策·楚策》，江乙以此讽刺昭奚恤惜楚王之势而作威。“唇亡齿寒”,出自《左传·僖公五年》，嘴唇没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类比利害关系十分密切。宫之奇以此劝虞公不可助晋灭虢。
现代汉语中，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词语之间不同伦类的陌生化组合、匹配，也是类比思维在语言中投射的结果。如“植物肉类”、“液体面包”、“植物界大熊猫”等。索绪尔曾说： “类比是语言创造的原则。”跨越时间、空间、性别、形态、种类，超常搭配，将此域的词语置于彼域之中，因为冒犯逻辑而造成强烈的语义冲突，从而产生新颖、奇特的审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