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含混性是日常语言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会引致严重的哲学问题。在罗素看来，含混性是语词与其指称的事物之间的一对多关系，它仅是语言的特征而非世界的特征，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含混性使经典逻辑无效。罗素的含混性论点引起当代哲学家的一些批评，但实际上这些批评意见并不恰当。通过论证自然类的含混性，指出罗素关于含混性本性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含混性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特征。
关键词： 含混性; 表征; 一般性; 自然类
含混性(vagueness)是当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近几十年来不仅吸引了西方许多主流哲学家的深刻讨论，也引起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关于含混性的解释理论有许多种，这些理论彼此竞争、相互批评，对于含混性问题却没有达成共识，尤其是有关含混性是纯粹的语言现象，还是世界的真实特征的根本争论仍在继续[1]。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和审视罗素的含混性论点，给出含混性本性的某种解答。
一、 含混性问题与罗素论点
日常语言中，我们经常会用到“秃头”、“高的”、“红色”等语词。当我们用这样的语词去描述事物时，总会出现无法满足的情形，由此形成的语句没有确定真值。例如，当哲学家罗素只有稀疏头发时，“罗素是秃头”这个语句可能既不真也不假，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断定“秃头”此时是否可用来描述罗素。也就是说，“秃头”具有含混性，它的外延没有确定边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头发的人才不算作秃头，“秃头”与“非秃头”之间没有精确界线。不仅如此，像“秃头”这样的含混语词还会导致堆垛悖论(sorites paradox)，我们所熟悉的秃头悖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追求清晰理想语言的分析哲学早期，罗素是少数专门论述过含混性问题的哲学家之一。首先，关于什么是含混性，罗素给出了两种一致的说法。其一，语词的含混性在于语词的应用范围是本质上不确定的，而非我们不知道它的意义。例如，我们都知道“红色”这个含混语词的意义，但由于颜色构成一个连续统，所以有的颜色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可称之为红色(比如红色与橙色之间的颜色)[2]62。其二，作为整体的语言的含混性在于语言作为一个表征系统与其表征的事物之间是一对多关系。通常，当我们用一种结构的系统去描述另一种结构的系统，两者之间会产生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关系。如果两个系统具有相同结构，即两个系统的项一一对应，这种表征关系就是清晰的。假如表征系统与被表征系统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多，就会出现含混性。例如，语言、地图、照片都可视作表征系统，用来表征世界中的事象。如果一张照片不能清楚地指示某个人，或者一张地图不能精确地表示实际的道路河流，那么它们都是含混的[2]66。
其次，罗素主张“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罗素根据他自己的含混性定义，依次说明日常定性语词(如“红色”、“秃头”)，科学定量语词(如“米”、“秒”)，名称(如“史密斯”、“物质”)和逻辑语词(如“并非”、“或者”)都是含混的，进而从所有语词是含混的，推导出所有语言(语句)都是含混的。其论证过程如下：
(1) 所有名称都是含混的，所有谓词都是含混的;如果一个原子语句的名称和关系表达式都是含混的，那么这个原子语句是含混的;所以，每个原子语句是含混的。
(2) “真”和“假”是语句的谓词;如果“真”和“假”是p的谓词并且p是含混的，那么“真”和“假”是含混的;所以，“真”和“假”是含混的。
(3) 逻辑语词“并非”、“或者”和“存在”是根据“真”和“假”来定义的;如果短语P是根据“真”和“假”来定义的并且如果“真”和“假”是含混的，那么P也是含混的;所以，逻辑语词是含混的。
(4) 名称、谓词、“真”、“假”和逻辑语词是我们语言的所有语词;所以，我们语言的所有语词都是含混的。
(5) 如果语句A的所有构成要素的语词都是含混的，那么A也是含混的;因此，我们语言的每个语句都是含混的[3]。
最后，罗素认为含混性使经典逻辑无效，并且含混性是纯粹语言的问题而非世界本身的问题。含混性引起的逻辑困难表现在排中律对于某些含混语句失效，例如一些人是秃头，一些人不是秃头，但两者间存在这样一些人，说他们或者是秃头或者不是秃头都不是真的，由此排中律就不是真的[2]62|63。此外，经典逻辑不可应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而只适用于理想领域[2]65。含混性是实在世界的一个客观特征，还是仅为我们语言的产物?在罗素看来，仅仅由于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語言是含混的就断定世界本身也是含混的，这是一种“言辞谬误”，也即把语词的特性错当作事物的特性[2]62。含混性仅是语言的特征(或更正确说，语言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特征)，而不是世界的特征。换言之，含混性是一个语义问题，它涉及意义的一对多关系，而不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世界本身是清晰和精确的。
二、 含混性混淆了一般性吗?
罗素的含混性论点遭遇的一个常见批评是他混淆了含混性与一般性(generality)。布莱克(Max Black)就认为，“罗素通过符号化与被符号化的系统之间的一对多关系来建构含混性定义混淆了含混性与一般性”[4]。罗尔夫(Bertil Rolf)也认为，“如果r是一般语词像‘人’，那么它可以表征或指示许多不同的人。但一般语词至少初看起来是清晰的，也即不含混”[3]。罗素提到过含混性与一般性的区别。他认为，包含一个一般概念的命题(例如“这是一个人”)可由许多事实来证实，并且如果“人”也是一个清晰概念，证实这个命题的一组可能事实就十分肯定。
但是，由于“人”这个概念具有含混性，譬如它无法用于描述一些史前物种，这个命题就可能既不真也不假[2]65。对比清晰性(precision)，罗素对含混性与一般性的混淆更加明显[5]60。罗素曾把清晰性看作是表征关系的一对一，而把含混性看作表征关系的一对多，也即清晰性是含混性的对立面。但是，在区分清晰性与精确性(accuracy)时，罗素又说，一个信念是清晰的，当只有一个事实证实它[2]68。显然，罗素在这里又将清晰性视为一般性的对立面，因为一个一般命题是由许多事实来证实。
事实上，罗素在其他著作中对含混性与一般性也有所混淆。“在思考一般而言的狗时，我们可以使用狗的含混图像，它意指这个种，而不是任何个体”[6];“‘我遇见一个人’是含混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证实它”[7]。在这两种情形中(前一种情形关于图像，后一种情形关于概念)罗素都是在解释一般性，然而他都使用“含混的”这个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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